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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金融協同亟待數字化管理

發布時間:2019-10-28 21:20

作者:邵偉

  力推信用“放管服”改革
  建立健全貫穿市場主體全生命周期,銜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監管環節的新型監管機制,不斷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進一步規范市場秩序,優化營商環境,是長三角一體化推動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因為,信用的基礎性環節是新型監管機制創新的核心,也是“放管服”改革讓長三角試驗區向縱深發展的關鍵環節。
  信用是現代經濟金融的基石,如果沒有堅實的信用基礎,就談不上良好的市場秩序。近年來,在金融強監管下,金融市場的風險隱患不斷暴露,追本溯源,大多數在于信用風險。因此,“信用修復”、“信用重建”成為建立新型地方金融監管體制的基礎,也是建立長三角試驗區社會信用體系的關鍵因素。
  基于信用的新型監管機制與“放管服”改革密切相關,貫穿于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和全鏈條,在“放管服”改革中,能否“放”活,關鍵在于是否做到“管”好和“服”優。而基于信用的監管機制,將推動回歸監管本源,以信用監管為主要著力點,打造讓守信人受益、失信人寸步難行的社會信用環境,從而有效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打造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營商環境。
  而“放管服”改革能讓各環節首尾銜接、良性互動,新型監管機制以信用監管為基礎,形成“在監管中服務,在服務中監管”的格局,同步實現“管”好和“服”優雙重目標,從而促進“放”活,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其中,信用數據的基礎設施成為關鍵性的問題。
  第一,全面建立市場主體信用記錄,及時、準確和全面記錄市場主體信用行為,特別是將失信記錄建檔留痕,做到可查、可核、可溯。
  第二,金融數據與政務大數據和政務公開相結合,進一步夯實市場主體的信用畫像和信用監管的數據基礎,為動態監管提供可持續的數據資產池。
  第三,社會信用系統要及時跟進和轉型升級,以適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要求,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建立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并積極探索將社會信用體系與社會服務、社會治理等有機結合,同時探索服務端口接入創新。
  第四,開展全覆蓋、標準化、公益性的公共信用綜合評價,為社會主體參與信用監管和信用評價降低成本,使得信用數據與居民生活、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良性互動。
  第五,重中之重在于建立信用數據資產的制度基礎。信用數據具有很強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今后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新型公共資產,因而亟需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基礎。
  面對長三角各地的基礎條件不同,應組織開展信用建設和信用監管的試驗區示范,并引導各地協同開展試點實驗。基于新型監管機制試點,既要在橫向上考慮信用建設,又要與“放管服”改革有機銜接,關鍵在于金融監管的協同創新,因此要建立地方金融辦與地方金融監管局“二合一”的架構,這樣,金融創新與監管有機融合的導向將更加凸顯。
  如前所述,在各地化解銀行不良資產、防范金融風險的過程中,信用甄別和信用重建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尤其是個人破產制度應在長三角地區先行探索。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和“三農”等政策推動過程中,以長三角金融協同為代表的新型地方金融機構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而依托信用數據和信息技術的新型監管機制,無疑成為長三角一體化金融監管創新的重要課題。
  金融協同亟待數字化管理
  2019年,隨著政府數字化的轉型,以長三角金融協同的數字化治理,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示范的重要組成部分。2017年,中央網信辦、國家發改委與有關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開展國家電子政務綜合試點的通知》,選定上海、江蘇、浙江等八個省(市、自治區)開展國家電子政務綜合試點工作,同時,鼓勵其他地區參照執行。《通知》還強調,在2019年底之前要探索出一套符合本地實際的發展模式,形成一批可借鑒、可推廣的成果。
  聯合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GDI)顯示,2003年中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為0.4160,僅處在中等水平。2016年中國電子政務開始發力,2018年該指數達到0.6811,已進入高電子政務發展國家的行列。然而,在各地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并不一致的情況下,2018年移動互聯網的數字政務用戶向兩極化發展,數字一線和數字四五線城市月活躍用戶數增勢最快,占比最高,為長三角金融協同數字化管理帶來了挑戰。
  從數據維度來看,在“證明我是我”的信用要素時,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部門之間的數據沒有實現互通,導致長三角區域客戶重復提交材料,從而使客戶“跑斷腿”。要實現長三角金融機構之間的互通和金融數據的共享,并不容易。
  從歷史來看,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就開始推動“政府上網工程”,但金融僅在垂直模式下形成內部網絡的互通。新世紀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從省市自治區到區鎮街道,各級政府都建立了數據庫和“網上辦事大廳”,但金融等行業并沒有形成橫向的網絡互通,同時,重復建設又存在源代碼、標準不一、互通接口不暢等問題。由于數據歸屬權問題,政府部門開放數據存在法律法規不明的障礙,延伸到金融等行業就更為明顯。
  基于上述原因,金融等部門的“信息煙囪”林立,“數據孤島”大量存在,需要長三角一體化金融協調部門“刀刃向內”,也需要實施“超級大手術”。值得一提的是,將“信息孤島”的神經線連接在一起,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首先將長三角試驗區金融等部門的信息系統撤并,歸攏到統一的數據中心,使之形成整體。
  金融協同的數字化有別于過往的電子金融特征,長三角試驗區需要將所有金融部門視為一體化,并高效運作整體網絡中的金融節點,而不單純強調傳統金融部門的電子化和在線化。與此同時,在一體化的金融數據背后,可將數據運營維護工作交給企業,以購買服務方式承接金融信息化系統建設、運營和維護等,形成“銀企合作、管運分離”的新模式。在管理端方面,把金融職能回歸到金融節點的總部單位,從事信息化的頂層設計管理;在建設端方面,把社會優勢資源集中在一起,按照市場化的方式進行金融運作,這樣就能有效解決金融人才不足、金融機制相對僵化、金融系統較為落后等問題。
  從市場化思維來看,采取類公司形式承擔部分金融職能,形成銀企合作的產物。在資源管理上,金融數據由于具有易復制、易擴散、非排他性的特點,對金融信息運營管理帶來了較大挑戰。在數據安全上,因技術手段和管理制度的局限,導致“一點突破,全線失守”,而一旦金融管理失控,不僅會泄露個人隱私、金融機密,而且可能會產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在“管運分離”模式上,長三角金融行業發展顯示出金融信息高速發展的新機遇,金融科技化的特征更加顯著。金融科技公司可以為金融企業提供IT產品和服務,滿足金融信息化需求,推動建設數字化的金融節點,而數字化金融又為企業提供更高質量的數字化服務,在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的情況下,實現長三角一體化辦公與金融在多領域的深度協同與合作,構建長三角一體化金融協同的數據化生態。
  通向數據治理之路
  從長三角試驗區的探索來看,需要形成未來更高級的數字化金融服務。所謂數據金融決策和金融數據治理,就是金融部門的決策和管理要心中有數,形成“用金融數據說話、用金融數據決策、用金融數據管理、用金融數據創新”的思維和理念,改變重經驗,輕金融數據;重直接金融數據,輕關聯金融數據;重單一金融數據,輕多元金融數據等慣性思維和傳統決策方式。要形成“信用風險分類監管”的多規合一的區域金融數據決策和管理的金融監管模式,讓金融大數據融入政府職能部門的運作之中,成為政府治理的“燃料”,而不只是金融的“孤島服務”。要加速金融流程的政府輔助決策功能,形成數字化金融服務政府建設和優化營商環境的兩大抓手。
  目前,公共信息資源與社會金融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政府數據與金融加密數據的開放范圍有待拓展、訪問頻率有待提高、政府金融化服務質量有待提升,公共信息資源在金融產業創新中的帶動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出來,還存在為金融化政府的政策開放而開放的問題。
  從政府和金融的數據治理框架來看,還存在參差不齊的情況。隨著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的發力,金融化數據存儲與政府的金融征信服務已經不適應國家戰略的要求。因此,建立金融治理框架要兼顧金融數據采集、金融數據存儲、金融數據管理、金融數據研發、金融數據應用等五個方面,其中,安全信息控制成為關鍵技術,數據服務的場景應用也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大重點。
  (作者系原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高級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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